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保安)

2017-02-13 12:56

一、个人出身
1949年出生于武汉,小学在华师附小,中学在马房山中学,高中在武汉三中。父亲在大革命时期,于1925年参加了共产党,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为了生计考入铁路当押运员,积攒了一点钱,后来考入中华大学学习,毕业之后在省立一中当校长,后来在十四中当校长,在抗战期间十四中内迁到湖北恩施,作为公职人员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因为人少,还身兼三青团区队长,就是支部组织。在解放战争期间又与党取得联系,回到党内,家里曾经作为共产党的堡垒户,掩护过五师的一些同志,如文敏生、刘建勋都曾经帮助送出去。大哥在抗战中牺牲。1954年搞共产党员重新登记,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八条党员标准,武汉市委的余杰劝我父亲自动退党。
本来我父亲在十五中是校长,退党后调到马房山中学就是副校长了;原来我父亲是人大代表,后来就换成政协委员,再后来就在武汉市文史馆担任第一副馆长。当时与父亲交好的许多人,在党内斗争中下台的处境,父亲都很同情。我个人对这些也有很具体的体会,在马房山中学读书时,小伙伴朱力的父亲当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结果在改正通知书下达的前几天自杀了。所以从小愤恨那些极左,痛恨滥用优势地位,欺负弱者。
 
二、 文革初期的思想
 
当时思想还是比较单纯,整个社会氛围都是接受毛式革命思想训练,曾经参观过四清和社教展览,学校有时还请一些老革命作报告,自己也开始想一些问题。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有些影响。当时我们学校组织去武大和武汉医学院声援,他们已经抛出了三家村。在武大看到一些老教授挂着牌子扫地,因为与自己比较不相关,也就是看热闹。
因为自己是学生干部,顺理成章地成为班上的文革组长。在工作组的主持下,重新选举了文革领导小组,管一些事情。我的思想因为家庭影响,有点偏右。因为父亲是老知识分子,跟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共产党既爱又畏惧。在填写个人家庭出身的时候,父亲要求我要把他曾经加入国民党的经历如实填上,说不要对党隐瞒。
当时省委布置各个单位都揪三家村,也蔓延到我们学校里来了。武汉三中处于汉阳地区,由于地域的关系,同学家庭出身多数是小商小贩,工农子弟很少,象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我个人对参加红卫兵很矛盾,就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我不能参加,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受改造的对象,要学习。当时每听到喊一些极左口号,看见一些出身不好的被罚跪、抽打,我就觉得心里剧痛,好象就是冲着我来的。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连唱东方红的资格都没有。
血统论在北京高干子弟中兴起之后,我们学校里那些三字兵,也到处张贴的都是鬼见愁对联。在每个教室门口,都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感到他们在伤害做人的尊严,个人对此非常不满。
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字兵搞得一些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灰头灰脸的,正常上课也已经停顿了,当时写大字报和大批判都是打死老虎,三字兵把一些特级教师挂上牌子,折磨出身不好的同学。后来就发展到出去抄家,而且还专门拣路近的和熟悉的同学家去抄。当时不去参加还不好,一次我跟着他们去了一个同学家里,这个同学父亲解放前是汉阳工商联主席,算是一个小地方的巨头。我从前去过他们家,他爸妈对我们都蛮好,我看到他们把他爷爷搞到院子里跪着,逼着他们交金银财宝,交变天帐,在家里撬地板到处找。许多年后,我见到这个同学都还很不好意思,虽然我没有动手,但总是跟着去了。
后来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往湖大跑,白天去看大字报,吸收中央精神,感受大学校园的气氛。晚上校园里也是透亮,到处都是搭的大字报栏。我就在那里看和抄大字报,还捡些传单回来。看到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之后,心里觉得很是舒服,衷心崇敬,你红五类再革命,也只有团结而不是压迫他们,才能解放全人类。我看到陶铸关于怀疑一切的信,也很信服,觉得就是要把许多东西头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剥离,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需要重新进行思考和检验。我自己还写了许多文章,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辩论,就是要把那些陈腐的、禁锢人的一套东西砸乱。
在工作队的主持下,把平静的校园分成两群,一群骑到别人的头上,另一群被损害。逐渐地你挂你的红袖章,我挂我的。开始的时候,我在学校里还是对毛主席那封信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理解,把中央文革一些人批判极左和过激行为的讲话,作为北京来电,抄出来张贴在校园里,在校园里进行宣传。后来胆子大起来,慢慢地就成为被伤害的那一群人的保护人。这些人都跟我比较接近,一起去湖大去看大字报,跟梅子惠和贾佩佩他们认识得比较早。因为在汉阳非常压抑,就经常步行经过长江大桥,到湖大去听他们讲演。
 
三、造反派的产生和壮大
 
许多人说造反派参加文革没有自己的动机,说自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主席和共产党固若金汤,就是真的需要保卫,我们也没有资格。心灵深处就是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满,为改变这些而有所奋斗。说参加文革是受感召或者是被蒙蔽,都过于肤浅,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把整个社会彻底搅动了,建国前的根根袢袢,建国后的矛盾纠葛,都是沉渣泛起,在这样的大力搅动之下,都表面化了。各个不同境况的人群,都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站队和语汇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各种各样的组织都有,如有一个组织叫做五八二,参加者就是1958年参加工作还是二级工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满;还有复员退伍军人组织的红卫军和上山下乡知青的组织等等,后来反经济主义妖风他们就都跨了。
造反派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对于当权派使用抓反革命、右派或者纠缠历史问题为手段而排斥异己的不满,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终结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求得自身的解放。由于当权派随意打击和断送别人前途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革初期的50天又有一次高潮,因此这一倾向伤害的人数最多,受伤害也最深,同情他们为他们抱不平的人也着实不少,所以文革中他们就成了运动中最坚定的一群,在十年文革中间始终是当权派的主要对立面。特别是这一派在文革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两报一刊的舆论支持,逐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就必然在文革中就成为了主流。我们当时衷心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对人世间的不平、对强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怀有义愤,因为毛主席亲自为被当权派无情打击的学生平反,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抨击那些恃强凌弱的当权派,是搞“白色恐怖”和“形左实右”。关于运动的对象是谁和不应该是谁,在毛泽东那里的表述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造反派那里就具体到要反对把弱势群体作为打击对象,这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关于“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大辩论中。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敢正面针对三字兵的极左口号,主要是利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如陈伯达和戚本禹对过激做法的批评。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之后,我们就和他们撕破脸皮干。本来三中的工作组组长是孙德华,与我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我们要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样参加抢黑材料。在舆论准备的过程中,组织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在极左路线中受到压抑的师生经常进行交流,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后来就自然地形成了三中造反派的核心。这些人是三中最能干的一帮人,后来当权派不用这些人都不行。我们起来之后,就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我们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讨论,所有的造反派都赞成。就是要思考有没有可能存在100%的反动派,出身好坏,是不是就决定个人的立场,那一场讨论反映的就是社会真实情况和思想情绪。
我就是这样很自然地成为头头,拥戴我的也都是那些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就是在运动初期对运动方向和现实的不满的多,势力逐步壮大,最后整个三中没有第二派。后来封闭湖北日报的事情,我也参加了,凡是对现存当权派体制的冲击我们都参加。
开始都是局部和零星的组织,后来华工的聂年生找到我,聂年生这个人是个独行侠,也像是个牧师,只管到处布道,不善于组织。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红反团,主要是中学生的组织。我们找到市委,要办公地点、资金、纸张等东西,也是孙德华当联络员,书记辛浦批了2000元钱给我们。我们在汉口民众乐园背后的一栋二层楼里办公,可能是文化局的房子
 
四、从批斗走资派到夺权经过
 
在武汉全市性批斗走资派的高潮中,辛浦、宋侃夫和邓肯都曾经在我们学校呆过半个多月。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些事情。虽然当时认为他们是走资派,但是还是把他们作为老革命看待非常尊敬,而且我个人对老干部也有感情。我们在吃住上面,也惟恐没有照顾好他们,晚上就给他们三床棉被惟恐把他们冻着,因为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非常关照,辛浦说呆在三中不想走,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开批判会要打倒辛浦,他也跟着喊打倒辛浦。
最有印象的是邓肯,他说自己与邓小平不是真正的亲兄弟,至少是不同母,在年齿上也很悬殊,小时候因为邓小平出洋读书,感到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很崇拜他。他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跟蔡畅大姐的关系,也远远比嫂子卓琳亲近。他自己不是刘邓线上的人,在西南地区是反对李井泉搞“瞎指挥和浮夸风”的先锋,因此被打成右倾,也是吃了他们的亏的,此后与邓小平更是行同陌路,平反后也不去小平家。三年困难时期,重庆市委搞了一些蜜橘和榨菜,要他代表市委送给小平,他在小平家里坐了两个多小时,卓琳才出来敷衍了几句,连饭都没有吃,他的小孩在北京读书也不去小平家。倒是李富春和蔡畅大姐对他比较照顾,有时候还过问一下他的情况,为了走出李井泉的阴影,就求李富春把他调出西南局的地盘。他说自己跟小平完全是两码子事,把他说成是邓小平安插的钉子,是天大的冤枉,他自己也要打倒邓。他当时是武汉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从他说的情况看,比较入情入理,可能并不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编造。那个时候,在批判王任重的时候,在王任重家里找到许多四旧证据,于颜面上很不好看。一天邓肯对我说,小谢,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家里也有些四旧,应带头破掉,要我帮忙找他的夫人递条子,要他的夫人按照条子开列的项目,把一些东西主动清理掉。后来他跟我的叔父谢威说,你的侄子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另外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那里的是宋侃夫,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沉重,他是四方面军的人。他说别的红军长征一次,他们是来回折腾几次,雪山爬过去了又爬回来,再爬过去。在延安的时候,就像是孤儿一样,遭到别的山头的歧视和白眼,延安审干运动破除山头习气,强调纪律和团结,对历史问题和责任作出结论,他是衷心拥护的,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带来的温暖。
这些人因为跟造反派深入接触过,从来就不把造反派看作洪水猛兽,对造反派反而有感情。我们也没有要他们坐飞机,更没有罚跪,在出席批斗会的时候,给他挂上牌子还说对不起,下来就赶紧去掉。有一次百万雄师的人知道宋侃夫从北京回来,在火车站把他捉住,准备了一大盆墨汁,把他的双手按进去,说他是武汉市文革的大黑手,同情造反派看来就得罪了百万雄师。
这些人当时的说法也许并不是有意说些假话,他们回到市委工作以后,我们的关系还是蛮近。不过这些人身上的官僚主义可也不是说着玩的,真的是很厉害,一次批判大会上跟汉阳区长张孝成在一起,张跟宋侃夫打招呼时宋不认识他,宋侃夫作为市委书记,竟然连下面几个区的区长也认不全。
在湖北大学31号楼的时候,跟张华、刘真和孟夫唐他们接触就比较多,他们当时就住在那里,这几个人后来都同情造反派。当时外面的百万雄师在到处搞进攻,引发大武斗。我就帮助他们做联络员,促进干部转化工作,张华经常叫我去通知哪个厅长或者部长过来谈心,我就骑自行车去省委那边找人过来。后来张体学说张华是“又脏又滑”。
当时卜盛光、李守宪、王盛荣这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干部也在那里,王盛荣是二十八个半之一,卜盛光在长征之前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后来在察哈尔省委书记任上与刘少奇接触比较多。根据他们跟刘少奇曾经有过的共事经验,在提到刘少奇的时候殊无好感,说这个人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形左实右,解放前华北土改时期甚至是在抗战期间就是这个样。这些人从前就瞧不起刘邓,后来也都属于永远得不到重用的人,后来给他们落实政策,卜盛光就是安排了一个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盛荣担任过湖北省政协的常委。
在1967年初,上海夺权之后,两报一刊社论都加以肯定。我们在区人委的楼上,机关干部都往我们这里跑,好象公章不交给我就不安心似的,怕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结果我那里就集中了满满一书包的章子,我感到完全应酬不了,保管都是个麻烦,就把章子交到人武部去,部长后来说他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广播站也是整天播送中央精神,两报一刊的社论,穿插一些我们的口号,或者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讲一通。到现在还有许多老人记得我的演讲内容,说我当时的理解比较深入,分析形势能够深入浅出。这个广播站就设在汉阳最繁华的路段钟家村。
 
五、从为工总翻案到七二○之后的一边倒
 
在二八声明出来之后,我们是拥护的,成为香花派,就参加大辩论。二月逆流来了,感到很受压抑,我到红楼去,在那里碰到二司的张良栋和李莉,就说我是三中的,想要请杨道远去三中做报告。当时杨道远就在场,我不认识他,而且他其貌不扬,我就没有注意到他。后来杨道远和张良栋都去了,看到三中架着高音喇叭,整个学校都是造反派的天下,老杨也很高兴。这样开始,我们就加入二司了,但是我们始终有很大的独立性。相比较三新而言,二司里面还是有许多得力的人,因此二司的组织发展得比较大。
1967年3月17日,工总的主要头头全部被逮捕。我们为工总翻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把这些人放出来。大概4月下旬的时候,聂年生和梅子惠来到三中,我们一起商量,决定选择汉阳轧钢厂工人夏邦银作为突破口,为整个工总翻案。我就把三中红岩的几百人,拉到汉阳公安分局,架上大喇叭,设立营救夏邦银火线指挥部。
我们选定夏邦银,是因为他本身是劳模,又是党员,而且他不是工总的勤务员,连在厂里都不突出,所以从轻处入手。这个事情也没有来得及给二司和老杨他们通报。
当时聂年生就带着华工的学生,从关山游行几十公里,到汉阳来声援我们,梅子惠也带着湖大学生来声援,结果许多市民也都前来慰问声援,引发全市性的声援高潮,成了当时的一个前沿阵地。水院的丁家显也常来,王文忠常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造势,到处贴大字报,中学生是大学生最好的帮手。
我们还到省委市委要求给夏邦银平反,还带三中的学生在市委绝食了两天。这个时候也是孙德华出来跟我接触,以前我们成立组织找市委索要经费,也是找他,他是辛浦的联络员,我们三中的工作队队长也是他。他说小谢你怎么又来了,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别把同学们饿坏了,他还把市委大院医务室的医生找到现场来照看。经过几个波折,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夏邦银就放出来了,我们感到是个很大的胜利。
这个时候二司的主要工作,还有一项就是为工总重新树旗,因为工总的头头被抓之后,基层组织就没有了,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己为他们平反,帮助他们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在外面绣了一二十面钢工总的旗帜,逐一地送到工厂的工人手里,事前都约好。虽然许多单位工总的头头被抓,那些战斗队员还在,人还在心不死,我们去几百人主持会议,跟他们把旗帜一插,他们就又组织起来进行活动。象冷冻厂,水泵厂,带钢厂,锻压厂,还有方斌所在的武客等,我们都去过。因为二司跟工总的关系密切,他们后来内部扯皮的事情,有时候也把我请去。
那个时候二司的学生非常活跃,工总重新树旗之后造反派的力量增长很快,后来对立面的百万雄师,就开始动用武力。在打了几场之后,我们学校在汉阳区人委设的广播站,就被他们在6月6日这一天砸了。他们还扬言要攻打三中,我们确实比较紧张,跑到冷冻厂联系,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些武器准备防御,就是把钢管的一头打扁磨快。我总觉得不好,也不敢想象真的往活生生的人身上扎。
后来我们就跟梅子惠他们联系,撤到湖大31号楼。夏邦银放出来后,在厂里名声大噪,造反派的实力迅速增强,百万雄师又扬言要打汉轧。老夏找到我,呼吁我们去援助他们,我们就去了一部分同学,在百万雄师打汉轧的时候,许多学生与工人一起浴血奋战,其中三中的同学陈宗汉,后来在百万雄师攻打汉轧时受重伤,大腿被百万雄师的人戳穿,后来做了截肢手术。在百万雄师打汉轧的时候,另外还很有几个同学受重伤,都住在五医院。因为五医院条件差,而且汉阳造反派的力量不行,觉得不安全,就跟湖医联系,要华工的郭保安搞了救护车,分三次把他们都转移到湖医来,在这里进行治疗。
因为汉阳三中的风头太旺,百万雄师的人就开始注意我,他们通过当权派发动的“红城公社”(我们都称他们是横扯公社)的居委会的人,把我的家庭住址告诉汉阳区委干部子弟组成的保守派组织---旭日。有一天晚上我刚刚回到家里,“旭日”的人就来敲门,当时听到外面的情况不对,我就家里北边的窗口翻出去,跳到地上,然后拼命跑,他们在后面追,我沿着腰堤路往鹦鹉洲方向跑,因为那里的造反派势力比较大。结果在路上碰到锅厂的百万雄师,他们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三中贫关组织的人,他们把我捉住到三中对质,结果是红岩的头,当时就把我的眼睛一蒙,往死里打,而且还关在汉阳铁中,他们只要是想打就过来揍我一顿,最后实在是看着快不行了,才把我丢到五医院门口去。在五医院经过处理,打了吊针,第二天还是觉得不安全,等身体稍微恢复一点,就一个人离开医院,走过长江大桥最后到达水院。
那个时候好象到处都可以住,就睡在教室里,有时候蚊子多实在睡不着,就钻到王文忠他们的床上去睡一觉。当时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红绿饭票,伙食很好,经常有荤。大学生的伙食标准每月是十三块伍,比我们吃得好得多。
我父亲那时到广州部队的堂兄那里去了,我哥哥在西安上大学,我跑出来不敢再回去。在百万雄师造成的恐怖气氛下,按照武汉人的说法是我家里被“翻了门槛”,母亲就带着姐姐和妹妹,躲避到武昌大堤口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不敢回家去住。因为对保守派造成的恐怖气氛铭心刻骨,所以以后许多年,母亲看到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是亲得很。
我在水院住的时间很闲,天天就是看看大字报,下午还去东湖游泳。在7月中旬的一天,有宣传车开到水院来,广播说王力、谢富治到了水运,感到心里久受压抑的东西一下子被点着了。在720这一天,我经过洪山宾馆去大堤口去看母亲她们。在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百万雄师,感到寒气逼人,喊的口号杀气腾腾,许多军人荷枪实弹,有时候他们随意指着一个人说他是钢工总的,就冲上去拳打脚踢。真切地听到受害者的惨叫,我当时真有一种想要流泪流不出来的感觉。
723中央表态之后,大家才扬眉吐气了。从心底感到解放,许多人欢欣鼓舞,说武汉的公鸡下蛋了,武汉的工总翻案了。那个时候百万雄师都作鸟兽散,回汉阳之后已经没有对手了,我也感觉到非常疲劳。这个时候已经是一边倒,百万雄师和三字兵都蜂涌而来找我们,有的还写了血书,要跟着我们革命。那简直是势不可档,那些从前的保守派惟恐别人说他们自己不革命,三字兵都搞了一个组织,来造他们自己的反。三司里面就有成立了一个三司革联,那些个三司革联的人,在见了军拐子的时候蛮下贱的样子,也确实反映了这个运动里的左中右,适者生存,风向转得太快,看来还是留有后遗症。
当时我们也去公安厅抢了一些枪,我们去得晚,都是破枪,好枪都被武锅的人抢走了。我非常不满,去二司的时候找李莉,他有一把短枪,看见我想要,就给了我。我挂着短枪回去,同学们心理不平衡,他们都是一些三八大盖之类,而且绝大多数枪根本就没有枪栓,都是拿在手上装装样子。有一个同年级的同学,名字叫做刘国栋,他是学生会的部长,三代血统纯,所以参加了三字兵。其实这个人是个老实砣子,一点都不坏。当时许多单位要批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就来我们三中来拉两车学生去参加,以壮声势,学生有时候就拿着枪对准他们喊老实点。这个刘国栋也拿了一支枪,当时也都不懂,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枪里有一棵子弹,结果在红星化工厂的时候,枪走火了,子弹从百万雄师的头目的腰里穿进去,从脑袋穿出来,当场就打死了。这下子出了大事故,他吓得六神无主,我也知道不妥,就急着跑到军管会去,碰到的是公安联司的人,问怎么办,后来我们还做了笔录,送到公安局给田学群他们,他们说既然已经查清楚是事故,就放一放。
到68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追来了。一次我在二司参加完常委会议,搭张钊剑、刘海江他们的车回汉阳来,他就问我这个事情,我就把前后经过告诉他了。等到我们要下乡的时候,家属就找来了,要交凶手,我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们。经过审讯,刘国栋家里出身好,除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其它问题,又放出来了,他亲自上死者的家门,说以后就当他是他们的儿子一样,孝顺他们的老人。四人帮粉碎之后,又抓了他,死者的老婆亲自去找法院,要把他放出来,才算作罢。刘国栋也失去了下乡资格,安排在街道做清洁工,他一辈子背着这个阴影,现在也很惨。要不然的话,按照他当时在学校的情况,应该有比较好的前途。后来把这个事情也算在我头上,说我们组织搞打砸抢。其实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批斗会是厂里自己来招呼去的人,我充其量负有领导责任,因为他们在别方面找不到什么过硬的材料来整我,恨不得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合伙谋杀。
 
六、支左与串联的经历
 
后来许多人号召说武汉的造反派已经解放了,但是要支持外地的阶级弟兄。因为哈军工在武汉曾经和我们一起战斗,对我们有恩情,而且当时黑龙江的炮轰派受到潘复生的压制,现在是他们处境困难,我就想着要去支持他们。我跑到二司找到樊兴成要他给我出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个介绍信又到军区三办去转介绍信,要去黑龙江支左。我就领着一二十个人出发了,中间经过郑州和北京中转,在到达沈阳的时候,住在东北工学院,他们那个时候沈阳分成三派,联指、八三一、东工,武斗非常厉害。东北工学院把几百个厅局级干部集中在他们学校,好象是办学习班的架势,我在那里见到杨春浦,是后来参加湖北省革委会的杨春亭的哥哥。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到处的广播就是北京支持你们武汉的革命派,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红火。在沈阳的时候,我们一出示介绍信,都纷纷有人来请我们去做演讲,至于当时讲了什么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不过每次都是掌声雷鸣。东北工学院的人帮助我们做了一面崭新的“武汉钢二司”的大战旗,我们拿着战旗参加他们组织的全市大游行,我们的前面是一辆消防车开道,我们的车子就在第一位,在我们的后面才是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的车子。
支完沈阳之后,我们又继续上哈尔滨,去支持炮轰派。后来九月五日江青有一个讲话,说大家要回去,同时还发布通告结束大串联。这样我们就凯旋而归。
1968年11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我们集中在武测的大操场聚会,用环行照相机照了合影留念。当时因为大学生也已经要分配了,庞道明在这个会上有一个激昂的演讲。因为没有了基层组织,红代会慢慢就成了空架子。
另外我还有一次串联经历,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我当时因为枪走火事件的牵累,也已经失去了下乡资格,就想着出去串联,在九大之后我们去南方,身上只有10元钱,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先到了株洲。我的二姐和姐夫在那里,我们去331找他们,当时姐夫刚刚跟姐姐结婚,正处在图表现的时候,竟然出手就给了一百块钱,那时候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我们就继续往桂林和湛江方向前进,在广西的时候造反派422已经被保守派联指彻底打跨,由于自己不知道深浅,在火车上检查的时候,说自己是武汉钢二司的人,这下子可不得了,在柳州的时候被他们的工纠搞到指挥部,最后送到箭盘山收容所。那个地方里面关的都是422的人,再有就是一些国民党元老。那里比坐牢都不如,不仅蚊子厉害咬死人,而且内部环境极为糟糕,马桶就放在室内三分之一的地方,大小便狼藉,臭气熏天,睡觉只好用被单蒙住头。他们一搞就提审422的人,也有人死了就用被单裹着抬走。上厕所还要报告,一天吃两餐九两米,都是糙米。在吃饭之前,还要背诵毛主席语录来作践自己,指定的句子是什么“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还有就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夜幕降临之后,他们还在里面搞几个人自己来斗私批修,把422的人搞几个跪在地上,拳打脚踢,血流满面惨不忍睹,然后血淋淋的抬出去。
白天有的时候要到机场去劳动,拔草,在那里看到许多北大清华的,也有的是知青被他们捉来的,都是蓬头垢面的。我在那里20多天都是觉得痛不欲生,在拔草的时候遇到一个枪兵,他是襄樊一中的造反派,我就托他给汉阳三中的写信,要他们去函要求把我送回来。那个时候我还是三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有所在单位的证明,他们才肯遣送回去。一个工纠的小头目带着两个枪兵,押送我坐着闷罐车回武汉,在武汉火车站附近,我看到街上许多标语,正是反复旧的高潮。我的心情大为振奋,下车后我就恶狠狠地对那个工纠的小头目说,老子是响当当的造反派钢二司的,这个时候许多工人都拿着锤子什么的围上来,想起柳州的待遇和他们对待422的手段,我狠狠地掺了他几个大嘴巴,他和两个枪兵都傻了,不敢乱动,然后我就自己走了。
本来我是没有下乡资格的,在1969年5月反复旧的时候,他们巴不得我早点走,免得留在武汉找他们的麻烦,就很快下户口,落户到宜昌去了。汉阳区还特地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去宜昌,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交代。此后我就开始了在农村的生涯,其它人都陆续回城走光了,我就是回不来,当地农民推荐了许多次,都不行。最后宜昌县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刘兴举直接对我说,小谢,如果上面不做安排,你们就不动,推荐是一百次也是没有用的,这才知道当权派已经把我打入另册。
 
七、为杨道远翻案与补台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我去找省委书记们。在1974年3月17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谈话,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命8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
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三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5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出不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三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我到他在车站路15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1972-1973年我们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来湖北省林彪集团的死党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直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我们还在为杨道远翻案。杨道远这个人非常有骨气,原则性很强,从来不把事情推到别人身上,都是自己担担子。在我们给中央上书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着搜集材料证明杨道远没有反周总理,很崇敬他,后来我们见到丁家显,他说作为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学生,在运动期间对领导同志有些怀疑和异议,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也算不上犯了王法。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9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八、寂寞
 
1974年朋友从广州回来,带来李一哲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认为写得非常好,在那样的高压下还敢于说真话,我感动得流泪。我连忙送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他们看,邓国栋对我说,这不过是北决扬的陈词滥调。他的淡漠使我感到莫名的悲哀,对他们极其失望,由此想到,如果文革真的是全面夺权由他上台,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邓国栋好象急着要与自己或者过去划清界线。
我当时想到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他们宁愿流放到西北利亚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那个时候跟旧日的朋友战友们谈话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敞开胸怀,我感到深沉的寂寞和悲哀。看到法制这个很新鲜的字眼,就去看了不少西方启蒙时候的书籍。也看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虽然看不太懂。当时特别希望找到真正的朋友倾心谈一下,有一点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感觉,结果却是拔剑四顾心茫然,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当时在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经历,真感到字字句句在心头。在文革期间,鲁礼安的《北斗北斗、谁主沉浮?》和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也因此对我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为杨道远翻案的时候,我去找过以前的战友,他们一些人却要先救活的,甚至还派方斌和庞道明来跟我谈过一次话,要我注意策略,要从新一代成长的角度来看问题,注意一个分寸;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流寇作风,遇事都不请示。一些工总的同志还说,要我最好不要纠缠历史问题,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当务之急是不能把位子让毛局元他们占据。我记得在1967年的时候,我们二司到处为工总翻案,杨道远说我们是唇齿相依,为他们翻案是不遗余力的,这在我心理上也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九、 从回城到挨整
 
由于长时间没有办法回城,几乎已经不抱希望了,甚至是想要搞个伤残什么的来离开农村。后来武汉铁路局招工,辗转托一个朋友的岳父帮忙。他当时是武汉市铁路局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成员,武铁分局的党委常委。后来李大强告诉我,是韩宁夫和赵修给他打招呼,说准备把我补到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反正总算是回来了,这个时候已经是1975年12月份了。
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最远的地方去过十堰和六里坪。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参加路局和省市委领导一起去火车站接难民,做秀拍新闻。当时因为地震受伤人数太多,京广全线沿途的城市医院满了,就一直向下安排,许多人就到了武汉。
1976年搞得比较多的事情,就是为杨道远翻案,一直都是写信给周恩来、江青、王洪文等人,后来就因此说我跟四人帮写效忠信,恭喜江青做女皇什么的。
1976年4月8日,省委书记正在开广播会议,被杨逢春、李承弘他们知道了,要他们去人民群众面前去表态。我们进入省委办公楼一个个办公室找,最后我看到他们在那个会议室里,就把门一敲,要他们中断会议,跟我们一起去跟群众见面。宋侃夫说要有个值班的,刚好我今天值班,是不是我留下来,我们就同意了。最后我们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去。因为要等待汉口这边布置会场,我们就把车子沿着水院到广埠屯转一大圈,田学群布置会场。后来赵辛初说我们要解小手,我们就到龟山脚下的公共厕所,看着他们方便。因为当时担心如果万一有人打他们一下,或者他们自己想不开,所以很紧张,他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赵辛初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们到达武胜路之后,已经是人山人海。赵辛初他们一个个沿着长竹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最后他们还都算是做了明确表态。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是田学群主持的。会议结束之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就把他们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他们接回去了。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完全是不得了,说我们中断了省委领导的电话会议,造成全省革命和生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十月上旬的一天,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
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来之后,武汉铁路分局百万雄师的头头陈文彩带了铁路的人来捉我,因为赵修曾经带领我到处吹,说要给我补台当武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他把我当了一条大鱼。当时听说流传一个造反派的联络图,在这个图上我的级别蛮高。这次被抓实际上不是组织行为,而是百万雄师的人看到势头有利冲出来行动的,很久之后,武铁分局的党委经湖北省委批准,才作出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这个时候我已经被关在地下室很长时间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我成天被他们许多前呼后拥,曾经被他们押到武汉体育馆参加铁路系统主持的夏朱胡批判大会,这是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见到他们。
因为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刘国栋枪走火打死人的事情,就被他们说得复杂无比。到了春节的时候,他们看实在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说谢保安也没有蛮大的问题,放三天假回家去。回家之后也是凄凄惨惨。
等到三四月份的时候,个性的东西找不到,共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他们就日夜擂,要我承认说过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这个东西可以定性成现行反革命,我就拒不承认。后来四面八方的证据都汇集来了,以前在家里谈天的那些朋友,现在都落在专案组手上,在车轮战和逼供信之下许多人承认了,而且说是在我家里说的。我没有办法就说,我无所谓了,也记不清楚了,文革中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没有深入认识到他们竟然是“形左实右”,可能当时是有这个认识,到底说了这个话没有,记不清楚。
有了我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就说我是破坏清查,就把我押到铁路上到处批斗,东起黄石,西迄十堰,北至广水,南到蒲蕲,到处批斗。最后在一个批斗大会上,宣布我的十大罪状,要对我实施拘留,用手铐把我反铐起来押走。到了看守所,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先要自己念一遍监规,把我丢进京汉街的一个土号子里。隔了些时,项目组就把我的行李送过来,铁山那边也把我的工资送来登记寄存,以后买肥皂什么的,就在这个钱里面开支。先是把我关在一个12人的大号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天了,非常炎热,身上的汗就没有干过,用毛巾擦完汗,又没有水透,毛巾就总是滑腻腻的。
进号子之后,预审科来核实过一次,再也没有提审。这个时候精神上轻松了,逼供信和车轮战没有了,希望早点判。比较多的事情就是轮番外调,经常有许多人的项目组来找我,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有287次外调记录,后来监狱管理人员不耐烦了,就说谢保安级别蛮高,一点小事情就不要来找他。这个时候的待遇是一天9两米,早上九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吃一顿,就是觉得饿得慌,饭出来就闻到特别香。那个时候在墙上刻了一道印子,下午太阳到达那个地方就是开饭时间,天天就熬着等那个时候。
此外就是感到精神食粮非常匮乏,有时候有过期的长江日报可以看,我就从第一版的第一个字读到第四版的最后一个字,一字不漏,当时国务院下设什么部门,各部门的头是谁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就是有外调的人跟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条件,要他们下次来带些书报杂志给我,或者拿些香烟和火柴给我的难友们。因为抽烟有气味,一次被监狱管理人员发现了,就铐住难友们进行逼供,问是谁把烟弄进来,我看他们把难友们整治得不象样,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们,烟是我带进来的。他们对我说,我们也不想惹你,不过你下次最好遵守监规。
1978年底的时候,湖北省委为“七二○事件”平反,把迫害老干部这些东西都扣在我们头上,把我们曾经竭力追求、并付出生命和血的代价去反对的东西,反过来作为我们的罪状,把我们的死对头三字兵搞的事情,说成是我们搞的。那些在三字兵手上挨整的知识分子,我们当时从内心深处同情他们,并作为他们的保护人,现在他们许多人反戈一击,一起把脏水往造反派身上泼。把所有过火的行为都说成是造反派干的,蒙冤受屈的感觉真难受,以前我被百万雄师的人搞车轮战和逼供信,那还好理解,在文革十年中我们始终是他们的对头。现在那些昧着良心的知识分子,本来在文革中为了反对资反路线对他们的压制,武汉的造反派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他们现在也反咬一口。我感到历史有可能被他们颠倒,沉冤比什么都感觉痛苦。
1979年初的时候,我妹妹来探监,送给一条白手绢给我,我的感觉就有些不妥。果然我的父亲是3月8日去世的,市里面主持追悼会,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弟弟出来跟父亲做遗体告别,铁路上不同意,因为时间很短,就拖过去了。隔了一个星期,监狱的王干部递了一张长江日报给我,说要安得一点。我在报上看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顿时五内俱焚,一拳打到铁窗上,把外面的栓子也震断了,手上鲜血淋漓至今留有疤痕。破口大骂这些当权派连国民党都不如,封建王朝的官儿也比他们好,连老父病重竟然也不让我回去看最后一眼,更不通知。他们说我疯了。
我大闹了一场之后,案子又报到检察院,他们又来提审了一次,我什么都不怕,就对他们说:如果说谢保安该判刑,毛泽东、周恩来应该枪毙,我们的后台和黑手就是他们,我们就是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来搞运动的。他们说你不要乱说话,你的案子蛮简单,你不要自己把它搞复杂了。
我在1979年7月4日被放出来,以前日复一日地总是希望听到开铁门的声响,总是没有等到,已经到了接近绝望的地步。从1978年底的时候起,他们就把我从大号子里,转移到一个小号子里单独监禁,这个小号子不到5平方米,散步走两步就到头了,这么小的空间却有一盏100瓦的电灯泡,日夜照着,睡觉的时候要用被单包住头。号子的高墙外面是京汉街,街边有一棵白杨树,在号子里只看得见一个枝桠,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含苞欲放的小芽,看到它到长出嫩叶,叶子由浅绿到深绿,秋风起叶子枯黄,冬天又变成光秃秃的枝桠。想起当初说为革命不怕把牢底坐穿的豪言壮语,那是多么的幼稚。
后来邓小平和胡耀帮给五类分子摘掉帽子,我非常赞成,认为平反和脱帽都是应该的,他们本来就是弱势人群,不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在文革初期就是我们跟三字兵进行血统论大辩论时候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张与刘邓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一次的大平反有明确的政治意味,邓小平非常聪明,让牛鬼蛇神都出来,收买人心以扫除毛泽东的残渣余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去回顾,曾经到底是谁要打击他们并推行极左做法的,历史事实好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实利益。好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当权派说毛泽东和造反派是极左,一些昧心的知识分子就跟着宣传这个观点。看起来历史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只剩下利害关系和以利害关系划分的阵线,历史是不是就因为这样而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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